在近代的中国和日本，都曾出现过主张以儒家文化中所特有的道德观念为信条来规范企业经营活动的实业思想，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儒商思想。而论及儒商思想，有两位代表性的人物是非提不可的，那就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张謇（1853—1926）和日本近代产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
张謇的“言商向儒”和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
说来也许是近似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所使然，张謇和涩泽荣一不仅人生经历颇有相似之处，而且他们的实业思想也如出一辙。他们都主张，创办企业应以儒家道德和伦理观念为精神支柱，辅以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以达到传统文化和工业近代化两者之间的融合。
张謇的“言商向儒”
张謇自幼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常说，“吾之用世之心，犹之孔子也”。因此，他极力提倡“言商向儒”和以民为本的经济思想，他认为企业家从事工商实业，首先应该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去指导自己的行为，时刻不能忘记的是救民和富民这个宗旨，树立起“非私而私也、非利而利也”的经营哲学。也就是说，在张謇看来，创办企业的出发点首先应是为国为民， 而不应当把追求私利放在第一位，但从最终结果上看，这样做对自己也是有益的，能够收到不谋私利而得到私利的效果。正是因为如此，张謇十分重视道德自律，并把它看成是保证企业经营活动最终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对那些不择手段发家致富的行为则深恶痛绝，他一再发出呼吁，号召商人千万不要重利轻义，杜绝不法行为，鄙视苟得不义之财。张謇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关切国计民生，倾其所能造福社会，从而赢得了国人的尊重。
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
涩泽荣一一生直接或间接参与创办企业多达五百余个，而他提出的“论语算盘说”则使他成了近代日本工商界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认为，企业家从事工商活动必须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公益与私利的关系、义与利的关系。对此他主张的是：道德与经济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也不可设想背离道德的经济会给社会带来好处；所谓的利，有公益和私利之分，公益就是国家社会的利益，而私利则孕育在国家社会利益之中，私利的取得只能以国家社会利益的首先实现为条件；求利欲望是人的生存需要本身所决定的，但人取得利益的途径和方法并不一样，只有用正当的手段取得的利才是合理的利。因此，不应当反对人们的求富欲望，而应当提倡人们去学习和掌握用道德的方法去追求利益的本领。涩泽荣一认为要处理好这三个关系必须求教于儒家思想的经典《论语》，因为企业家的经营活动离不开社会和人与人的交往，所以《论语》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世哲学其精华之处并没有过时，仍可以为今所用，成为企业经营获得成功的思想武器。为此，涩泽荣一对《论语》中有关义利观念和殖货思想的字句做了新的解释，以正其说，并极力加以宣扬，号召工商业者都来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新型企业家。
儒商思想的不同境遇
张謇和涩泽荣一都极力提倡儒商思想，但是从结果上看，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却有很大的差别。在明治初期和中期的日本，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在实业界十分流行，受其影响，所谓的“国事经营理念”成了企业家们从事企业活动的精神支柱。而在近代中国，实业界的思想状态却显得混乱和复杂。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以“诚”、“信”这样一些儒家道德伦理意识为经营理念的企业家和商人并不罕见，但是另一方面，张謇“非私而私也、非利而利也”的思想却始终没有转化为大多数企业家普遍遵循的经营理念。那么，同样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欺辱，又同样属于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日两国近代企业家的精神面貌为何存在如此明显的反差呢？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及国家意识形成条件上的差异
在日本传统的儒家伦理中，君和国两者是相提并论的，忠君报国在理性上是一致的，只有忠君才能谈到报国被视为理所当然。当然，由儒家伦理的忠君观念向近代国家观念的过渡以及近代国家观念的不断巩固是需要条件的，而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变革和后来经济的腾飞都使得这种转化在条件上得到了满足。例如，君主立宪政治体制的确立、士族授产以及大量廉价处理官营企业政策的实行，使许多工商业者感受到了国家给他们的“恩情”，由此产生了一种报答国恩的愿望。特别是以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为后盾，明治政府要求欧美国家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日趋强硬，迫使他们不断地做出让步直至完全就范。不言而喻，日本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对企业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精神鼓舞，国家观念和民族凝聚力随之得到巨大的提高，从而使涩泽荣一的儒商思想论获得了广泛传播的社会条件。
然而在近代中国，儒商思想的传播无论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方面、还是在国家意识形成条件方面，都与日本存在一定的差别。首先，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方面来看，作为“原生儒学”的中国传统儒学和作为“变异儒学”的日本儒学在价值取向方面存在一定差别，其中最为值得注目的一点就是，中国儒学体系是以“仁”和“孝”为核心的，“忠”要以“仁”和“孝”为前提。显然，中国传统儒学伦理的这种价值排列，意味着它并不像日本儒学伦理那样易于由忠君意识向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化。其次，从作为万民尽“忠”对象的君主的权威性来看，中日之间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如人所知，在日本，天皇具有天赋的权威性。而在中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有德为君”“为政以德”（孔子）“以德行仁者王”（孟子）的主张始终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作为国家君主的皇帝并不具备天皇那样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偶像性和超脱性，传统的儒学伦理也不主张无条件地为其献身。
其次，从国家意识形成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来看，近代中国则与日本有着天壤之别。其一、尽管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唤起了人民大众的国家与民族的危机意识，自强救国的思想浪潮由此而起，然而一心维持封建专制统治的清廷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思图强和社会变革，从而使国人的爱国主义思潮受到了一次巨大打击。其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洋务运动，但顽固维持封建专制统治的清廷却无法像日本明治新政府那样，提出一套能够充分适应民族资本发展要求的振兴工商之策，致使搞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收效甚微，结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致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与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增无减，丧失的主权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国家观念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低落。 因为，在世人看来，就连居于万民之上的朝廷和统治者都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想的只是委曲求全维持自身统治，那么庶民百姓经商办厂也只能是维持个人生存的需要。显然，在这样一种民族精神状态之下，张謇的言商向儒和“非利而利”经营观念是很难引起大多数企业家的呼应和共鸣的。
官僚制度、企业体制与社会流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
由政府首先承担起发动工业化的任务在近代中日两国有其共同性，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方式，又决定了政府官僚在经济生活中占居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官僚制度以及官僚队伍素质如何，是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企业经营方式能否得到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对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队伍的构成和思想状态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来看，新政府始终没有放松官僚制度的近代化建设和对官僚队伍的严格管理。新政府建立伊始，就确立了以能力主义为基础的官僚任用方针，规定的选择人才标准是，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抱负，思想开化，通晓西方各国的情况和事宜。在1885年时，在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之下，政府对官僚任用制度作了改革，实行了文官考试任用制。以此为背景，具有高等学历的大学毕业生开始成为政府官僚的主要来源，他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都很丰富，且眼界开阔，思想进步，从而使官僚队伍的构成和素质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不仅如此，新政府对于官僚队伍的管理也十分严格。除了用政令告诫百官不得收受贿赂和营私舞弊，要求他们必须以服务为根本宗旨，做到遵守法律、知廉耻、行动谨慎、公私分明、清白公正，还明确规定，“原则禁止官吏及其家族从事经商买卖活动”“仅允许官吏及其家族成为从事修筑、运输、开垦、殖产等事业的企业股东”，等等。正是由于新政府在上述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所以官僚队伍能够担负起自身的使命，他们在国民和广大工商业者心目中有着较高的威信和较好的形象，从而对奉公守法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对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关系的建立和工业化的顺利进行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明治时期的政府官僚决非都是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的君子，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的丑闻也时有发生，但由于在实行殖产兴业的过程中，新政府及时地意识到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各种弊端，果断地调整了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即在80年代初进行了大规模的企业体制改革，将大量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民间企业家经营，不仅大大刺激了民间从事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活动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率，同时也限制了官僚滋生腐败的条件。
然而，近代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素质则与日本有巨大差别。众所周知，从明朝时起，官吏选拔任用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朝廷采用科举制的同时又制定了捐纳制度。捐纳制度开始时并非是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可是到了清朝时，捐纳制度最终演变成了定制。实行捐纳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缓解朝廷财政收入不足，然而它的实行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危害。其一，大大降低了官僚队伍的素质，导致收贿授贿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官场。从清末的社会情况来看，在经济上有能力支付重金捐得官职的人大多为商人和地主富豪，这些人与那些苦读寒窗立志治国安邦平天下的科举儒生不同，大都缺乏儒学修养，常常视财如命、惟利是图。他们之所以愿意花钱买官固然与他们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关，但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官僚具有莫大权利的社会里，有了官职就等于有了进一步捞取钱财的资本和工具。因此一旦如愿以偿获得了官职，他们常常毫无顾忌地利用手中的权利大谋私利。其二，严重冲击了传统的重义轻利道德伦理观念，导致崇拜金钱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泛滥。从仕途升迁的角度来看，捐纳比科甲正途得官要容易得多。因此，在世人看来，科举之路已不再像过去那么神圣和具有决定人生升迁命运的力量。因为金钱和社会地位之间的不可逾越的制度性屏障已经被打破，有了金钱就等于有了官职和社会地位，崇拜学识不如崇拜金钱，重义不如逐利，从而极为自然地产生了追逐金钱的强烈欲望。其三，加速了官商不分亦官亦商型社会群体的形成。伴随捐纳制度的实行，拿钱买官成了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官职有限与候职人员众多之间的矛盾因此而日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在洋务运动中兴办起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便成了安排侯补捐员的主要场所。在这些亦官亦商式的人物中，多有不学无术、对洋务一窍不通的混事之人。他们往往把经办洋务当作贪污中饱的利薮，不仅使得洋务企业的经营无法近代化，也使得政府在民众中失去了信任和威信。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社会风气的败坏与官僚制度和官僚素质低下密不可分。它清楚地说明：在封建特权尚且得不到任何来自社会方面约束的情况下， 如果一旦官与商之间失去了界线，那么就等于为那些不择手段捞取金钱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大发不义之财。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用张謇提倡的那种儒商精神去抵御金钱万能和个人功利主义的诱惑是不可能的。
企业家队伍构成与社会文化普及水平方面的差距
一种实业思想和经营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企业家的认同和社会各方面的理解，与一个国家企业家队伍的构成和整个社会的教育普及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中日两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由于明治维新后实行了“士族授产”政策，故此武士或武士家庭出身的人在近代日本企业家队伍中所占比重不小。显然，企业家队伍构成上的这一特点，为涩泽荣一“论语算盘说”提供了得以流行的土壤，因为对于那些一向自负具有社会使命感的武士来说，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并不足以使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工商活动产生一种神圣感，相反只有强调公益私利一致的主张才会使他们的这一精神需要得到满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明治新政府极为重视教育的普及，所以国民文化水准的提高相当迅速，到19世纪末，初等教育的普及率已高达81％。而从教育的内容来看，尽管在智力教育方面主要传授的是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但在道德教育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摆之后，最终还是坚持了灌输儒家伦理观念和民族意识的方针，这对涩泽荣一儒商思想的传播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
与日本相比较，近代中国企业家的构成以及整个社会的教育普及程度为儒商思想的传播提供的条件并不充分。首先从企业家的构成情况来看， 洋务运动开始之后，首先投身兴办近代企业浪潮之中的企业家大多为官僚和买办出身。由于官僚型企业家多为捐纳制度的受益者，不择手段地捞取个人财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特点，所以对于儒商思想不是采取口是心非的态度，就是毫无兴趣可言。而买办型企业家则是在西方商人的熏陶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企业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以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和经济侵略为前提条件的，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和从属地位要求他们奉行的是西方社会价值观念和实业思想。因此在他们看来，追逐私利是人之所欲，经济上的合理性是企业活动的唯一出发点，这种情况决定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很难把“非利而利”当作支配自身企业活动的经营哲学。而从教育普及水平的角度来看，如果把绅士看成是近代中国的文化阶层的话，那么绅士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武士在日本人口中占的比重（到明治维新时为止，武士占日本人口总数的6％），据估计，直到清末为止，中国绅士阶层在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仅为0.38％。不言而喻，近代中国如此之低的教育和文化水准，决定大多数国民对于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相当有限，这显然也是制约张謇儒商思想普及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于1840年出生在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五岁时开始随父学写汉字，诵读汉书。成年以后经他人介绍成了幕府要员家的从臣。1867年涩泽荣一幸得赴欧洲访问的机会，历时近两年，周游了英、法、意等六个当时最为发达的国家，思想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洗礼，由此确立了投身工商的人生志向。明治维新之后，在大隈重信的推举下，涩泽荣一成了新政府的官僚，历任大藏少辅等要职，参与了诸多重大改革政策的酝酿和制定，但在1873年因政府预算问题与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产生分歧，故弃官从商。此后，涩泽荣一以创办日本近代第一个股份公司企业—第一国立银行为起点，开始在工商界大显身手，先后创办了王子造纸、东京海上保险、大阪纺织、共同运输等一系列大型企业，到20世纪初，涩泽荣一参与创办的企业多达500余家，这些企业涉及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涩泽荣一在从事企业经营和各类活动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宝贵价值的实业思想，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涩泽荣一逝世于1931年，享年91岁。
张謇
张謇于1853年出生在中国江苏省海门常乐镇一个农民兼小商人家庭。15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16岁获得秀才名号。但此后张謇的科举之路颇为曲折，直到41岁时才摘取状元桂冠。然而，此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面对北洋海军的接连败北，张謇上疏清廷，怒斥李鸿章无能“主和”，显示出不甘受外来欺辱的民族气节。
张謇由此对仕宦之路产生了怀疑，他毅然决定弃官从商投身实业救国的行列。张謇经4年时间的努力，于1899年建成了拥有2万余枚纱锭的大生纱厂，投产之后盈利丰厚。此后，张謇开始向各个领域扩展事业，1900年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后来又相继创建轮船公司、铁厂、油厂、面厂、蚕桑染织公司等各类企业三十多家，成了中国实业界首屈一指的人物。1903年，张謇赴日本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考察，思想受到巨大启发。回国之后，他积极投入了立宪运动，主张通过政治体制改良来振兴教育和实业，以实现地方自治。辛亥革命之后，张謇受到当政者的重用，曾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后又出任了袁世凯政府的农商总长。在任职期间，张謇极为重视对工商业的保护与扶植，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律，同时还提出了棉铁主义和以民为本的实业思想。1915年，张謇出于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愤慨，辞职回乡重新开始了企业经营活动，同时对教育文化、城市建设和慈善事业付出了巨大心血。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过分急于扩展事业规模，造成负债数额过于庞大，以至到1925年因筹资活动失败，张謇不得不将大生企业集团全部交给债权人联合接管。张謇的企业经营活动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他对中国近代化所做出的贡献则令国人敬仰。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于南通，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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