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刚刚回到美国的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罗奇（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 Ｒｏａｃｈ）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正在进入特殊改革进程中的后中央计划时期。他在题为“全球：经济评论——亲历中国之辩”的评论中表示，通过美中辩论的镜头来观察，全球化这个很大的矛盾命题再清楚不过了——我们的经济可以是全球性，但我们的政治绝对是本土的。如果我们不破解这个矛盾命题，全球化倡导者双赢的梦想可能就无法实现。
中央计划时代的结束？
谈到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罗奇认为，这是中国改革之路上重要的转折点。过去中央计划式的数字指标和行业分配惯例基本上从五年规划框架中取消，惟一保留下的是总的发展指导原则——到２０１０年实际ＧＤＰ平均增长７．５％，但这更多是作为一种预测而不是作为由上而下的命令提出来的。事实上，中国的领导层在告诉我们，采用基于市场的新方法来管理宏观政策的曙光已现。中国的事情需要在向后中央计划时代关键性转折的背景下加以考虑。
然而，罗奇指出，这种转折更多的是理论上的转折，而不是实际的转折。“中国实际上只有一条腿迈进了市场体制的理想乐园，另一条腿还深陷在中央集权的旧框架中。虽然中国的产权体制正在从国有企业转向民营企业，但市场定价的改革仍然滞后。许多产品和服务由政府定价的传统体制依然存在，公用事业部门、公共交通、煤炭、天然气、石油、汽油还在实行这种旧体制，而在粮食行业也在间接地实行，其原因在于农业库存管理计划是由国家出资的。在各种金融工具的价格上也是这种情况，即利率、货币、银行信用额度和债券价格。这些价格仍然是由国家严格控制。尽管随着金融业改革不断深入，基于市场的定价也会扩展到这些领域。但目前还远不是这种情况。”
罗奇表示，这种混合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私人产权与政府定价结合在一起，往往会造成资源配置不当。要使储蓄率高达５０％的庞大的资金储备回流到实体经济中，而不是依靠基于市场的资本成本这只无形的手，中国领导层知道这种过渡性做法的潜在隐患，但显然还没有觉得，经历过改革的体制是很强大的，足以承受市场力量的各种压力。
中国的再平衡：增长动力须从出口和固定投资转向个人消费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发言指出，中国需要调整宏观结构，改变过分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模式。中国要逐渐把重点转向靠国内需求促进增长，特别是个人消费。罗奇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如果中国能顺利地在ＧＤＰ组合上实施这种转变，将可以在调控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事实上，中国的领导层已承认，高速增长可持续性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中国充分认识到长期坚持这一模式可能造成的破坏作用——不加限制的出口增长所引来的贸易磨擦和保护主义，以及不加限制的投资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如果缺乏支撑内部消费需求的坚实基础，中国的供给方增长模式会对可持续性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罗奇曾就这一战略的实施向马凯提问：“国有体制的不断瓦解引发了大规模的裁员，这是否会使中国很难指望以消费为主的增长模式？”马凯的回答，强调中国向逐渐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要成功的四个重点：（１）增加收入始终是消费的主要动力，将针对低收入阶层，尤其是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地区。（２）重视安全网，把它作为应对消费者不稳定感和预防性储蓄相对过高问题的手段；这意味着将会进一步重视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改革。（３）将把重点放在改进零售业分销网络上；这是一个物质基础设施问题（即公路和铁路），但也是对扩大中国零售和批发贸易设施的承诺，涉及更多的服务业增长措施。（４）提高中国消费体验的质量也是一个重点；这包括地价改革的措施，实行危险产品的规定，以及使出口增长摆脱低劳动力成本的生产模式。
罗奇认为，马凯的回答切中要害。他很好地阐明了尽快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动力所涉及到的宏观和微观问题。他指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消费文化的形成需要时间。这是涉及到中国经济即将进行的再平衡的重要问题。五十年来，这个国家为人民提供生老病死所需的一切东西——从就业和收入到住房、医疗、教育和退休金。随着国有企业的逐渐解体，包办一切的保障体制也会如此。这是任何国家都必须要面对的巨大冲击，释放因中国生活方式已彻底改变所造成的高居不下的预防性储蓄，这可能需要新一代的中国消费者来战胜这种冲击。随着支撑来源从出口和投资转向个人消费，这对中国的增长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总体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放缓，因为消费增长势头要慢于很快就可能减缓的出口和投资势头。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７．５％的增长预测（明显低于过去二十五年９．５％的平均增长率）是很有道理的。
经济可能是全球性的，但政治绝对是本土的
谈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结束后温家宝总理接见与会者，罗奇说，他对于总理在回答与会外方专家提问时表现出的中国领导层在应对今后几年一系列严峻挑战上的坚强决心印象深刻。
“今年触动我的三个主要信息特别重要：第一，总理强调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这样才能解决改革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混乱。’我认为这是在说，在中国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过程中，能容许过渡期减速的程度是有明确限制的。第二，他特别强调了在分析增长目标时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在注重改革的中国，这是一个老话题，但所强调的程度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环境问题、收入差距、社会安全网和提高生产力，都被视为中国增长目标在质量层面上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第三个信息是具有轰动效应的。这是回答关于美中贸易关系不断上升的风险这一问题上出现的。总理说：‘中国认为这种关系很重要，而且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风险。’他的意思是将会努力进一步增加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产品并且解决知识产权方面的关键问题，并再次强调了外汇政策在解决美国储蓄不足和相关贸易不平衡上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讲到最后时，他直盯着我的眼睛，以很重的语气说道：‘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带给美国人民：在美国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上，把中国当作替罪羊是不公平的。’”
舒默、格雷厄姆和科本是三位美国参议员，分别为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的人士。舒默和格雷厄姆是议案（Ｓ．２９５）的共同发起人，该议案提出，对进口到美国的所有中国产品加征２７．５％的关税，除非人民币做出相应比例的升值。为解决美中贸易摩擦问题，三位参议员来到北京。而在参加完三位参议员的早餐会后，罗奇认为，他们的言论让人很难看到有建设性地解决美中贸易摩擦的办法。
在中国之辩的中美观点中，中国领导层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关键转折点，开诚布公地阐述自己的希望和担忧。而华盛顿的政治家却抱着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闪电式访问。所缺少的是作出让步的意愿——即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罗奇强调，全球化这个很大的矛盾命题现在展现得再清楚不过，我们的经济可能是全球性的，但我们的政治绝对是本土的。如果不破解这个矛盾命题，全球化倡导者双赢的梦想恐怕就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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